种是不吃任何食物，事实上是让消化器官彻底休息，粘膜会因此而自行痊愈。然而，虽然说很难彻底禁绝食物，但如果要让粘膜自行痊愈，另个必然的后果就是营养缺乏。另种方法是采用大自然养育婴儿的路数——就是说，喂奶，次喂点，以免增加胃的负担。采取这种办法后，腹泻第天就停止了。于是我继续实行这种节食疗法，每次喂食的牛奶不超过半酒杯，并且每天都称称病人的体重。牛奶的量在逐渐增加，以保持病人的体重不减少。十天后，她的体重开始天天地增加，而个月后，就完全复原了。这使所有去山区工作的朋友们都大吃惊。他们坦白说，当他们来向我们道别时，根本没有期望她还能活下来。 从那以后，在中国有好多人用同样的办法治愈了。对那些弄不到奶的人来说，还有种特效药，即黄山道年草。甚至有些人仅仅通过禁食就治愈了。这种病现在再也不被看作是不可治愈的了。我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让遭受病痛之苦的人知道这个疗法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3来自同事们的批评 当我还在回家的路上时，个新派来的传教士到了山西。他听说了关于我的传教方式的些情况，没等我回来就这个问题听下我的看法，就写信给国内的委员会，反对我的观点，其实我的观点他表述得并不正确。也许是出于无意，其中封在使者上发表了。然而，与此同时，封发自山东的传教士的信对我的工作的创造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封说好话的信抵消了另封造成的影响。 回到太原后，我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式开展工作，发表了本关于道教的小册子，指出它表述的道理是真的，也表明了基督教比道教高明的地方。承认当地人的宗教有些可取之出，这在我那些年轻的同事们看来，简直就是罪大恶极的异端邪说，我传教的方式也被认为是绝对不可接受的。他们期待着我改变自己的神学观念，并接受他们的指导。这两条我都不能接受。第，我的观点同国内最有见识的牧师们的观点是致的；第二，因为我有多年的传教经验，而他们却没有。因此，我坚持享有他们为自己所主张的同样的自由。为此，他们给浸礼会委员会写了封长信，对我的神学观点和工作方式提出了责难。 4离开山西 我的同事们是这样的态度，显然，我是永远不可能同他们在工作上取得和谐的。留在这里只会导致持续不断的冲突，那对传教工作的危害将是致命的。于是我决定离开山西。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同事们，并在十天之内把所有东西收拾停当。那些科学仪器没有打包，我把它们以非常抵的价钱卖给了当地的士绅们。至于幻灯机和数百张珍贵的片子，则留给了同事们作为礼物。 由于太忙，没时间登门向那位罗马天主教的主教当面道别——他住在三英里之外，我给他写了封道别信。两个小时内，他就赶来看我了。我正在将自己的书籍打包，各种各样的书满屋都是。我请他看看，找本他喜欢的，作为我们过去美好交往的纪念。他挑了本装帧非常精美的，由伦敦的r··公司出版，书名为在那神圣的地方。我在书上写下他的名字，我们就分手了。我最后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恐怖的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建议他的神父们逃离太原，但他自己决定同耶稣基督起留下来。当臭名昭著的山西巡抚毓贤指挥屠杀城里的传教士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时，主教同基督徒们起被处死。这证明了耶稣基督之道义的力量，对天主教和新教来说，都是样的。 10月18日，我挈妇将雏来到天津。在那儿，我找到了个职位，为政府的兵工厂翻译资料，年薪600英镑。但我是不能彻底中断传教工作的。于是，在11月14日，我去了北京，在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原先住过的房子里。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在北京的工作

5在北京的工作 伦敦的浸礼会委员会建议我回山东工作。我同意了，条件是他们允许我在首府济南建所基督教学院。 在等待委员会答复期间，我动手撰写本题为现代教育的小册子，介绍世界上七个最先进的国家在教育上的进展。在小册子里，我强调了四种教育方法：历史的比较的般的特别的。换个说法就是，我表明了个人究竟为什么必须比较不同民族的历史进程，以及为什么必须拥有对事物的般知识和对事物的某些特殊部分的精确了解——也就是说，既要了解般中的特殊，也要了解特殊中的般。这本小册子我在北京的高级官员中散发，也作为礼物送给了住在天津的直隶总督李鸿章。 6拜访天津的李鸿章 在小册子中，我建议中国政府开始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百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笔开销。我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他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二十年”，我回答，“你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 “噢！”他回答：“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在会谈中，他还问我：“基督教到底能给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这是促使我后来写作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书的决定性原因。 很多年后，我遇到位翰林，是所省学的校长。他曾经读过我论教育的小册子。他告诉我说，在他的学院里，他直在努力贯彻我前面提到的教育方法。 7理查德夫人的弟子 除了帮我写书外，我妻子理查德夫人应三个日本人之请，教他们英语课。她采用了种教授语言的新技术，那，说到底，也是最古老最准确的，是儿童在学习说话时本能地采用的——就是说，从事物的名称开始，继之最简单最短的句子，那都是儿童日常操练并能够记忆的短句。结果，六个月之后，与另外两个曾经稀里糊涂学了两年英语的人相比，那个在跟理查德夫人学习之前从未接触过英语的日本人讲得要好得多。因为他们的语法不正确，需要很长段时间去纠正。 当他们开始自愿地月读英文书籍时，他们提到在书中遇到些宗教术语，弄不懂。我妻子建议他们同她起阅读新约圣经，以便熟悉宗教词汇。他们从约翰福音开始阅读，效果十分可观。他们不仅理解学会了其中的宗教术语，而且深深地受到了所阅读的书籍的影响，以至于三个人都渴望实施洗礼，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我去拜访了日本公使，转达了他们三人的愿望，问他是否反对，因为其中有个时他的儿子，另两位是公使馆的秘书。他的回答是，当他被天皇派往欧洲学习西方文明时，他在西方待了好多年，得出了这样个结论：在他所际遇的所有欧洲人当中，最优秀的是基督徒。因而，如果他的孩子和秘书愿意成为个好的基督徒，他不会反对，只是希望他们好自为之。这样，三个人都接受了洗礼。其中的位秘书，即天野先生，先后被日本政府任命为好几个中国沿海商埠的领事。曾纪泽侯爵听说理查德夫人为这几个日本人教授英语的消息后，也表示希望能让他的个孩子跟随她继续其英语学业。 8侯爵曾纪泽 曾纪泽是著名政治家曾国藩的儿子。他早年即有志于走出国门，并出于这样的目的学习了英文。在伦敦和巴黎，他做了八年公使，从欧洲回来后，成为总理衙门的员。 1888年，在我生活于北京期间，我以种很不寻常的方式结识了曾纪泽。他曾经倡议在天津和北京之间修建条铁路。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因为北京的马车夫反对修筑铁路的持续不断的请愿而不胜其烦，问曾侯爵是否可以提供些有关修筑铁路后伦敦马车夫的生计受影响的情况的材料。他提供不出亲王想要的信息，向他的医生达吉恩求助；达吉恩医生不了解，转求于艾约瑟博士；艾约瑟同样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于是请教于我。幸运的是，我正好有精确的事实及数据满足了这位侯爵的要求。这使他非常高兴。 这位侯爵有好几个儿女，都说口流利的英语，很高兴有外国人前去拜访他们，所以理查德夫人和他们的关系很快就很熟了。后来，因为最小的那个男孩还没有结束学业，就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邀请理查德夫人给他上英语课。两广总督的孙子也跟着听了段时间的课。 当我把为中国做的现代教育改革方案作为礼物送给侯爵时，得到了他热情洋溢的赞许。他督促我在高级官员中散发，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唯希望在于教育。因为他自己在总理衙门只是个中下级官员，他觉得他关于采用西方教育制度的倡议会使总理衙门的高官们怀疑他太容易受外国人的影响了，因此他不敢独自张罗此事。 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还没来得及把在西方获得的宝贵信息和人生经验付诸实践。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拜访大喇嘛

9拜访大喇嘛 那时，北京有个东方研究会，经常有关于远东的论文在会上宣读。日本公使塩田先生是研究会的主席。我被邀请宣读论文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为了准备这篇论文，我从中国史籍中翻译了些佛教占支配地位时的各个时期的纪录材料。这次研讨会在英国公使馆举行，当时的公使是华尔生先生。各个公使馆的大部分代表都出席了。 因为急需得到藏传佛教即喇嘛教的资料，我拜访了在北京的首席喇嘛。他住在雍和宫。雍和宫曾经是个亲王的家庙，其中有数百名喇嘛，以西藏和蒙古人居多。1880年，个朋友曾带我去雍和宫参观过。在中国那么多年，那次在雍和宫大门口所遭遇的粗暴无礼和羞辱是在其他地方所从未遇到过的。我发誓不再给喇嘛们任何机会再次侮辱我。 作为前期准备，我先给首席喇嘛送去了张名片，请求登门拜访，并根据中国礼俗，送上个电子钟作为礼物。这件小礼物的效果好极了，因为它极大地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手下的侍者没有个人能够制造。他回送了自己的名片，请我第二天十点前去。 我带了夏洛克先生同去。他是位新来的浸礼会传教士。当我们到那儿时，从喇嘛们的举止里点也看不出粗鲁的迹象，相反，大约有十二名喇嘛在大门口排成队列，迎候我们到来。我们被领着径直到了首席喇嘛的住处。我们发现桌子上已摆满了点心，用以招待我们。那个电子钟，被他视为奇迹之物，成为我们源源不绝的谈资。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我把它固定在首席喇嘛的床边，电池却放在邻院他的仆人的房间里。我告诉仆人等钟响了以后再过去，然后就回了喇嘛的房间，按动了按钮。那个仆人立即跑着穿过院子，非常兴奋的喊：“它响了！它响了！”这使得首席喇嘛高兴非常。 接下来，谈到了宗教问题。我问喇嘛，喇嘛教是在繁荣昌盛呢，还是正在衰落。他的回答是，毫无疑问，喇嘛教正在衰落。 “对您来说，这是不是个令人丧气的前景？”我问。 “不！”他的回答是我吃惊不小：“就像海潮，涨落有时。宗教也有自己的潮流。现在喇嘛教正处在低潮，它的高嘲会再次来临的”。 谈到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时，他显得在政治领域比在宗教领域更地道。对我来说，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尽管这所寺庙里每天都在举行宗教仪式，但他在北京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个政治代理人，而不是个宗教教师。 10拜访寺院方丈 在每个省的首府，中国政府都任命个高级僧侣担任首席方丈，掌管省的佛教事务。在北京也有个同样的佛教总管，但中国政府不让他控制各省的首席方丈，以免他权力过大。 1888年，我拜访了北京佛教界的首席方丈。他是个慈善的老人，六十岁左右，举止祥和，智慧不凡。 他问：“是谁派你来到中国的？你们的统治者吗？” “不是！”我回答：“只有感到是上帝差遣我的时候，我才到中国来”。 他立即抓住了问题所在，提出了个最重要的宗教问题：“你怎样知道上帝的愿望是什么？” 他的谈话使我明白，当我们外国人仅仅依据普通和尚的智力来评判佛教徒的时候，就犯了个大大的错误。种宗教，种赢得了中国最伟大的心灵的信奉的宗教，是不可以等闲置之的。只是在经过了多年的研究之后，我才发现，佛教不是由乔达摩建立的原始佛教，而是指从基督时代开始的佛教在其高度发展中实际上包涵了基督教的些主要教条，只是现在，中国的大多数佛教徒将佛教的老教条和新义理混淆在起，致使两个教派之间的区别模糊不清，尽管他们自己承认存在着教义上的矛盾。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应邀赴山东工作

11应邀赴山东工作 1888年春，我去了趟日本，考察那儿的传教方式。却发现，我向浸礼会委员会急切建议的教育工作在日本实施得非常成功。在回来的路上，我得到消息，尽管浸礼会对我在官员和文人学士之间开展的工作表示赞许，但他们并不同意我建立任何学院，因为他们认为，英国教会不会准许把传教基金派在这个用场。计划遭到否决，我开始考虑离开浸礼会。听到我可能离开浸礼会的消息后，仲斯先生立即给我发电报，说他立即到北京来，在他到达之前我不要对自己的去留做任何决定。我们见面后，他请求我和他起回山东工作。经不起他再三恳请，九月份我同他起踏上了回山东的旅途，打算同那儿的朋友们商量下。 在山东，我同所有教友见了面，直截了当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说如果我回山东工作，我将在济南建立所教会学院，需要教友们的大力支持，到时候他们应当接受我的管理。像在山西时样，我向同事们声明，我不想限制他们的自由，也不希望我的自由被他们限制。众所周知，在国内，两个牧师在起工作是很困难的；而在国外传教时，个传教区的十多个人在个牧师职位上工作则绝对是行不通的。必须进行工作分工，每个传教士都应当是自由的，为他自己领域的工作负责。回到北京后，我继续撰写自己的书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 12在山东染上热病，胳膊麻痹 1889年5月，我转到天津，6月份，又回到了山东。那年，山东又发生了次饥荒。此前教会筹集了大笔救济金，鉴于我在赈灾方面的长期工作经验，我被邀请在济南附近州县协助赈灾。通常情况下，饥荒总是伴随着热病，患病的人往往成千上万，并且死亡的比例很高。这次我被传染了，并且病得不轻。科特曼医生——他是美国长老会在济南的传教士——担心，如果我继续留在济南，会挺不住，因而他安排人用担架把我抬到了邹平，夜里赶路，白天则睡觉，以避免炎热。在那儿，我恢复得不错，得以前往青州府。在我的健康彻底恢复之前，山东的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召开了次会议，我也被要求参加。在会上，我的教育工作方案得到了同事们的赞同。大家给英国浸礼会委员会写了封信，所有十二名传教士都签了名。会上，大家还建议我10月份搬到济南来。然而，在大会的第次会议尚未结束时，我的右胳膊患了风湿性麻痹——这是灾荒导致的疟疾类热病的种常见继发病，痛苦得很。这使我在青州不得不逗留了段时间，时无法返回天津。 同时，我的妻子也度病得很重，有所恢复后遵从指令去了烟台，以求在海边的空气中恢复健康。这个夏天，我前去同她相会，为了恢复健康，在那儿起待了三个礼拜。但我的右臂恢复得很慢。 回到天津后，我决定开始为回山东工作做准备。我们都认为，浸礼会委员会肯定会同意我们各位同事全体致的申请。我把所有的箱子都捆绑好放在走廊里，准备启程。这时医生来了，对我说：“你别想走了，你不适合在陆上作这样次长途旅行”。同时，他声称，如果我们去了济南，在那儿度夏，我的疟疾病肯定会复发，并且会导致更严重的麻痹。 因为身体还远远没有恢复，我的所有信件都是由妻子代写的。通过口授，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书的写作也在继续。同时，我们在天津等待着来自浸礼会委员会的答复。 13委员会拒绝了我们的方案，1889年 浸礼会委员会没有接受山东教友全体致的申请，再次驳回了我们关于建立所基督教学院的方案。委员会的位成员提出了抗议，说，在他为浸礼会服务的整整二十年里，还没有遇到过相同的例子，来自于个传教区的全体致的申请被驳回。随后，贝尼斯先生来信，说，委员会不能接受山东传教士的方案，他们催促我回山东，接受其他传教士所采用的传教方式。驳回申请的信件于10月份抵达。 14参加上海传教士大会 1890年5月，第二届传教士大会在上海举行第届举办于1877年。我应邀为大会写了篇论文，题目是论基督传教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由于参加赈灾工作，我没能参加第届大会，这次能参加很兴奋，好些日子之前就直期待着。在论文中，我呼吁人们关注这样个事实：中国政府，在那些可称为中国的蓝皮书的书籍里，印刷和传播对基督教会的最无耻的诽谤，并且那些出版于二十年前的书籍又推出了更便宜的新版本。我指出，在我看来，我们正坐在火山口上。我预言，场针对外国人的迫害即将大规模爆发，因而应当立即推举个委员会，上书皇帝，说明基督徒的真实目的，请求皇帝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对基督教的中伤。 与会的很多代表认为我对社会现状的看法过于灰暗，但经过讨论，还是决定推举个委员会向皇帝进言。不幸的是，我的预言被证明是绝对正确的。就在那个夏天，长江流域发生了许多迫害基督徒的事件。我去了武昌，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他采取措施制止对基督徒的迫害。但他对这种事不感兴趣。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编辑中文报纸

15编辑中文报纸 回到天津后，我把这个问题摆到了直隶总督李鸿章面前，请求他结束针对基督教的各种恶毒的宣传报道。但他没有采取行动的心思。此后不久，1890年7月，通过这位总督和我的几个私人朋友，我获得了项任命，成为份名为时报中文报纸的主笔。我马上接受了任命，对我来说，这是个因缘巧凑的机会。 就中国改革的许多课题，我写了些文章。每周我还出版份特刊号，在上面，我以图表的形式比较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在人口铁路电信和商业等领域所处的相对位置。事实证明，这种图表是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倡导改革的最强大力量之。 我还发表了些社论，讲述日本是如何进行快速改革的。为此，些来自日本的参观者到报社向我表示感谢。不同地区的中国学者，在读过我的社论后，同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张之洞从武昌发来电报，要我把报纸直接寄给他。 那年，现今的俄国沙皇——当时还是皇太子——来到远东地区出席西伯利亚铁路的破土典礼，表示希望访问北京。中国的官员们对此感到惶恐不安。为了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几个礼拜的时间里，我在时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介绍欧洲王室成员之间相互访问的情况，指出这种互访极为有利于和平和善意的达成，呼吁中国的皇室成员也以同样方式出国访问。 16理查德夫人的天津妇女读经班 1890年，因为天津的美以美会缺少人工，朱维尔小姐请我的妻子在冬季里负责个50人的妇女读经班的培训工作。前个冬天，她在个为中国妇女开办的班里帮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妇女们来自于这个国家不同的地区，到天津来接受培训。我妻子和班上的妇女们起摘录了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书的纲要，在幅巨大的地图上，指出基督教是如何从个国家到达另个国家并最终遍及全世界的。她从经文中选择了些适合的内容，每天以亲身践行的方式介绍给学员们。尽管学员们的智力水平和天生的性格各不相同，她们的虔敬和真诚却无例外地深深打动了她。不仅如此，整个冬天，她们之间没有发生哪怕次最简单的冲突。 春天到来时，她们回到了距天津数十至数百里不等的各自的家乡。临别时，理查德夫人告诉她们，通过在她们村庄其它家庭的面前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她们，上帝把她们选做了他的使者，要她们为她们身边的人们带去巨大的欢乐。秋天到来时，传教士们去山区作了次福音传播之旅。听说妇女读经班的个学员自己发展了50名向教者，而另位学员发展了至少100人。这使我妻子感到非常高兴。这证明了那个已被无数次证明了的事实：在发展教徒方面，当地人能对他们的同胞发挥更好的影响。 17浸礼会的代表 1890年10月，英国浸礼会派出个代表团前来中国，代表团由浸礼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布里斯托尔的理查德·格劳沃博士和伊普斯威奇的·莫里斯牧师两人组成。这是前来访问中国传道团的第个浸礼会代表团。 到达天津后，他们全面展开了工作，访问了山东和上海。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我脱离浸礼会传道团的主要原因在我自己这里，接下来做的工作似乎是想在我和我的教会同事间达成和解。但他们发现，我和山东的任何个同事之间都没有什么分歧。 18来自上海广学会的邀请 1891年5月，广学会的创建者威廉臣去世，上海的教会委员会邀请我做他的继任者。在对报纸的巨大影响力有了切身经验之后，我对在中国开展文化工作的价值深信不疑。我的答复是，如果浸礼会传教协会能像联合长老会支持威廉臣那样支持我，我将非常高兴地接受邀请。经过两位代表团成员搭桥牵线，浸礼会协会答应支持我三年。这样，在结束了为期年的天津时报主笔的工作之后，我于1891年10月转到了上海。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威廉臣创建同文书会

1威廉臣创建同文书会 1887年，于1884年创办于格拉斯哥的“中文宗教书籍会”宣布解散，继而成立了同文书会，继承了原来的印刷厂和其它些由“中文宗教书籍会”的发起人慷慨捐助的资产。 同文书会的创办者是法学博士威廉臣牧师，初到中国在烟台时，我就认识他了。他为学会确立的宗旨是：在中国以及她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广泛传播基于基督教原则的西方学术，在熟悉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以中国人的立场著书立说，使之适宜于引导和提升民众，尤其是通过影响其更有知识和领导能力的阶级，引导和提升民众。1889年，在中国的新年期间，份名为万国公报又称时代观察的月刊开始发行，同时出版的还有份中文的儿童报；前者的主笔是林乐知博士，后者则是··莫瑞先生。 1890年，由于缺少经费，同文会放弃了她的印刷厂，把它卖给了汉口的“苏格兰全国圣经会”。 1890年8月，威廉臣博士在烟台令人痛心地辞世。“威廉臣先生那魁伟的体格正是他多方面的卓越智能的标志。从他那令人眩晕的高处，他的视力似乎到达了他所渴望的遥远的尽头。他希望广学会的成功成为他漫长生的荣耀的王冠”。 这是广学会托管财产管理人之贾丹－马克森有限责任公司的约翰·麦克格莱特先生所作的评论。 2在广学会开展的其它方面工作 在1891年10月我到来之前，沪港银行的··阿迪斯先生现在是查尔斯·阿迪斯爵士是广学会的代理干事。直到1909年离开中国，他直留任协会的副会长。他那富有睿智的建议和积极主动的工作热忱使广学会受益非浅。从1888年起直到1911年去世，罗伯特·赫德爵士直担任会长。 在我进入广学会的时候，会里只有我个人全职从事文字工作。万国公报时代观察的主笔林乐知博士是美国南方监理会开办的英华书院的院长，只能将他的业余时间用于这份月刊的编撰。正是从这份刊物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获取了大量有用的知识。对中国人来说，在有关他们社会进步的任何事情上，他都是个善意的忠告者；而不论万国公报传播到哪里，都会普遍引起对传教士和外国人的友好感情。他逝世于1907年5月。 1911年，美国监理会他们继续同广学会的合作，准许··伯驾博士拿出部分时间从事广学会的文字工作。 当威廉臣博士在上海刚刚开始同文书会广学会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得到了个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博士——的帮助。花之安是中国文学的最卓越的学生，用德文英文中文撰写了多种著作。他体形魁梧，富有那种不动声色的幽默感。在1890年召开的第二届基督教全国大会上，他应邀撰写了中国古典的基督教解释文。多年以后，个朋友问他：“很多人都希望拜读你的中国古典的基督教解释，这篇文章在哪里呢？”用种缓慢低沉而又严肃的语调，他答道：“在墨水瓶里”。当有人问他从事什么工作的时候，他回答：“我忙于同中国人的心灵交谈”。近年来，花之安独立主持广学会的工作。1899年秋，他在青岛英年早逝。他的主要作品自西徂东是部论述人类文明的巨制，意义重大。在书中，他对基督教文明和中国文明进行了比较。该书出版于香港，经花之安先生同意后，由广学会重印。 1893年，独立传教会的安保罗来到中国，参与了花之安先生的工作。他还被纳入了广学会的委员会。在1895年秋到96年初我在北京期间，以及在96－97年我休假期间，他实际上是广学会的总干事。他受过良好的教育，热情洋溢，永远有满脑子的改进工作的新点子。非常遗憾的是，他的身体直不怎么健康，因而不得不过早地提前退休回家。 从1895到1898年，南京基督教差会的卫理博士接手了中西教会报，卫理夫人在文字工作上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第个工作计划

3第个工作计划 在这里，把我在1891年广学会年度工作报告中所提到的战略规划方案作个摘录，想必读者会感兴趣。 “在对赈灾的呼吁的应答中，中国内外的外国社团不止次地表现了他们的慷慨；但是，鉴于导致灾荒的许多本可避免的原因由于人们的疏忽依然存在，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帮助中国的最好方法，就是推进广学会所追求的启蒙工作。我们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内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那将是各个省政府的职责，当它们对自己的需要有所了解并知道如何去满足这种需要时，它们会有所动作；我们也不能企图结识帝国的所有高官；我们更是远远不能接触每个读书人。然而，帝国最重要的行政官员各省学政县教谕书院院长以及部分般读书人，还有他们的子女等估计有44，036人” 下面是我设想的方案： 1开办份针对高级阶层的期刊，像克斯尔公司出版的大众教育家那样，系统地涉及讨论有关课题幸运的是，林乐知先生可以承担主编工作； 2发行丛书和系列小册子，揭示教育和宗教的发展对于工商业对于国家所有领域的进步所具有的意义； 3设立奖金，授予中国人所写的有关社会进步和民众启蒙的各种课题的优秀论文； 4呼吁鼓励其它些有益于民众启蒙的措施，如开办讲座，设立博物馆阅览室等； 5在各个考试中心省会建立书报销售点； 6特别的，要在各个方面争取中国人的合作，使他们建立组织，从事于推进学术进步； 7在举行考试的每个考场，广泛宣传我们学会的宗旨和目的，因为居住在遥远村落里的那些最优秀的学者都会参加考试。通过这种办法，使帝国的每个角落都感受到我们的影响。 4扩大影响的计划 1892年，我给在中国的些有名望的传教士写信，请他们提供些他们认为对中国人最重要的题目，以便用于翻译。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和强化广学会的社会影响。根据大家的建议，我拟出了个包括70个题目的单子。有二十多位朋友，都是富有学养的传教士，答应就其中的些题目著书立说；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乔治·哲美森先生，慷慨地承担了法律方面书籍的写作；我在海关的朋友也就些专门问题写了文章。还有，广学会的各省委员会也组织起来，协助进行各种讲座的准备和推广。 1892年春，在北京举行三年度的举人硕士考试。在考场上，我们免费散发了小册子中西四大政。我自己的书救世教益作为礼物送给了18个行省中多数省份的高级官员。 1892年3月，林乐知博士回美国度假，而我们报刊的另位干将艾约瑟博士当时正在欧洲，因而学会的所有工作都落到了我的肩上。我不得不自己编辑万国公报——份以中国的高级官员和学者为对象的月刊——和中西教会报，同时也开始了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十九世纪史的翻译工作。 1893年，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加考恩科乡试。克兰思牧师慷慨捐资1200元，用于在参加考试的秀才之间散发花之安博士的自西徂东书。而在另外些朋友的资助下，我们在其它考试中心共散发了各类出版物6万余册。也是在这年，我们在北京沈阳天津西安南京烟台等地开设了自己的书刊发售点。 来自台湾山东等地的不断增加的订单，证明了万国公报的价值得到了人们的肯定。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中国政府官员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5中国政府官员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在1894年，最值得提的事是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对我们的工作的关注。张之洞，中部中国的总督，捐资白银1000两；位姓聂的道台从山东也寄来了捐款，数量相对少些；上海轮船招商局的位理事也给予了赞助，他后来买了100本我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分送给北京的高级官员。 过了几年，聂道台升任浙江巡抚。1905年，经他推介，当地官员和士绅向广学会定购了价值600两白银的书刊。1902年，他还寄来了1000元的笔资助。他的妻子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的女儿，也是我以前在北京时的朋友驻伦敦大使曾纪泽侯爵的妹妹。她富有文才，读过史木达夫人关于女人义务的本书当时东京的贵族学校以此为教科书之后，她在中国女子学校采用了同样的教材。她的个儿子成为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人，另个儿子在长沙是名积极进取的基督教徒。她本人也在1914年前后加入了基督教。 1894年，托马斯·韩白瑞先生捐助了六百两白银，以此奖励在秀才中选出的最佳论文，征文的主题如下： 1中国应仿效日本，修筑铁路，铸造银币，开办邮政，以强国裕民。 2中国应引进机器加工茶叶缫丝，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以便输出，与外国竞争。 3中国近三十年的海关管理所取得的成就。 4如果印度政府同意停止鸦片的产销，中国在境内是否能认真禁绝鸦片的栽种和销售。 5如何同外国政府建立更有价值更友好关系。 这年，我把以前在时报上发的文章结集出版，以时世评论为名。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侯爵曾纪泽以西学的重要性为题目所作的序，发表在广学会的报刊上。 6向慈禧太后送寿礼 尽管与广学会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但还是非常有必要为女基督徒们以新约圣经为礼祝贺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事记上笔。我们也参与了其中的很多工作。1894年春天，英国卫理公会的罗伯特·丝沃娄小姐写信给我的妻子，还有美国长老会的菲彻女士，建议由中国的女基督徒集资制作部圣经，献给慈禧太后，作为庆祝她六十大寿的礼物。于是在上海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内地会的斯迪文森先生为主席，理查德夫人为会计，菲彻女士为秘书。他们认为，把新约圣经而不是整部圣经送给太后作礼物，会更好些。每个省都成立了负责募集资金的分委员会，共募集了1200元。伦敦会的慕威廉博士写了序言，由麦都思博士以前的中文教师翻译并写定。这部新约用国外最好的纸张印制，连同序言起，被装在豪华的纯银封面里；封面在广州制造，上面雕刻着竹子和小鸟。书名和题词以纯金镶嵌。书被装在个纯银制作的盒子里，盒子上雕刻着同样的竹子和小鸟，以古老的金色长毛绒为衬垫。献辞是理查德夫人的手笔，在杰出的中文作者蔡尔康先生的协助下，我把它译成了典雅的中文。献辞如下： 献给伟大的皇太后陛下 夫人： 依据上天的旨意，您，尊贵的皇太后陛下，在史无前例的内外交困的危急关头，承担起了整个国家的份量。赖于您超凡的精力伟大的智慧，整个帝国彻底恢复了和平，并同所有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为此，不仅您的臣民，而且五洲四海所有国家的民众，都对您深怀敬仰。 在陛下所制定的那么多公正的法律之中，有条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就是像保护那些信仰其它宗教的臣民那样，保护您的基督教臣民。因此，我们，遍及您的帝国各个省份的数千女基督教徒，尽管大部分都非常贫穷，恭逢您六十大寿吉庆盛典，不能不表达我们的忠心和敬仰。故在此奉上新约圣经部。这是我们信仰的神圣宗教即基督教的主要经典。我们的宗教是力图以亲身践行把世界从罪恶和痛苦中拯救出来的唯宗教。这部经典中所包含的真理曾把永恒幸福的希望带给了千千万万的人，使他们获得了生活的净化和心灵的安宁。它也给基督教国家带来了公正的法律和稳定的政府——那正是他们持续繁荣和强盛的基础。在女皇皇后和公主们生命中那些最重要的时刻献上部圣经作为礼物，这是我们西方的风俗。我们这些工作在您的帝国里的基督徒直在热诚地祈祷，祝愿陛下和皇室的每个成员都能得到幸福的秘密，祝愿陛下的国家繁荣富强，不落后于地球上的任何国家，也祝愿陛下在您睿智的大臣们辅佐下永远安享尊荣，而当您结束了世界上的工作后，所有那些贯彻上天之爱心的人们将为您铺好通向极乐天国门径。 您永远深怀崇敬和感激的臣民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中国基督教妇女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