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这种方式的传教工作。他们说，他们完全相信这种工作方式的重要性，并许诺，如果我向其它传教会提出同样的吁请，他们将给予支持。最终，其它传教会也给予了同样的保证。教会传教协会派出了文学硕士吉贝特·华尔士牧师，帮助我们做文字方面的工作；卫斯理会派出了··考那比牧师；伦敦会申明，他们派不出合适的人员，但每年都可以向广学会的基金提供笔资助。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向宗教书刊协会的呼吁

8向宗教书刊协会的呼吁 英美两国的圣经会成立的宗旨是在全世界传播圣经。对它们，我强烈呼吁在发放圣经时要同时发放解释性的小册子，这样效果才会显著提高。只有苏格兰圣经会对此表示赞同。英格兰和美国的圣经会答复说，他们各自协会的组织章程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在同宗教书刊会联系时，遇到了同样的困难。宗教书刊会开始成立时的目的是在基督教国家和地区发放宣传教义的小册子。当传教士在印度中国和日本开展工作时，他们发现，基于基督教基本原理的普及性读物对传教事业的助益很大。因此，印度大叛乱发生后，印度的基督教学会致力于为印度社会提供教育类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在中国也成立了旨在启蒙其领导阶层的广学会。尽管这种宣传努力效果显著，催生了中国的改革运动，但宗教书刊会却不为所动，拒绝给予帮助和支持。它们的章程使它们无所作为。他们为印度的基督教学会提供了大量纸张。因为广学会的工作方式和路线有所不同，我们希望能得到其它形式的帮助，特别是在出版基督教著作和普及性宗教读物方面。 9其它方面的工作 除了作为代表即作为联合王国各地的浸礼会和广学会的代言人的般性工作——我的夫人承担了很大部分，我还就中国的觉醒所形成的危机这个非同寻常的问题与些人通了信，如：坎特伯里的大主教，科荣勋爵，格莱斯通先生和斯第德先生。就国家建立联邦体制问题，我还准备了个小册子，送给和平会和几个重要的政治家。在1897年的夏季期间，我还为年轻的政治家们写了个小册子。 初秋，经联合王国返回中国的路上，遇上了几个有影响的人物，我把几本小册子发给了他们。十年之后，平民运动的几个领袖来中国访问，其中个是来自华盛顿的银行家，他在上海对我说：“你以前送给我本小书。此后，我直随身携带着。就是这本，”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本非常破的书，正是我为年轻的政治家准备的那本小册子。 10访问加拿大 因为见到过季理斐牧师编写的中英词典，当他在1896年途经上海时，我曾跟他提起过加入广学会扩大其影响力的可能性。季理斐先生是位文学硕士，属于加拿大长老会。我们两人就此事进行了讨论并做了祷告。最后，他说，如果加拿大长老会的委员会同意派他从事这个工作，他很高兴加入我们。现在，1897年，在从英国经美国回中国的途中，我去了趟多伦多，拜会了长老会委员会的秘书，向他描述了敞开在基督教文学前面的伟大远景。第二天，他邀请了其它委员会的六位秘书在他的办公室与我见面，以便我能够向他们强调开展文字工作的重要性。他们都来了。我讲了大约个小时，呼吁他们派出传教士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迈科博士同意派季理斐先生到中国工作，因为他认识到了这方面的工作被忽视得太过分了。离开的时候，我感到在多伦多花费的个小时很有成果，太值得了。我们新征募的“志愿兵”从开始就表现出是个富有成效的工作者。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访问北京

1访问北京 1899年夏，广学会的执行委员会让我去趟北京，以劝说中国政府批准个全国性教育计划，并允许广学会帮助翻译外国书籍。广学会的董事会主席罗伯特·赫德爵士对中国政府的态度深感悲观，说任何改革建议都会遭到它的否决。他建议我不要就此事与中国最高层的官员交涉，因为那没什么用处。但是我私下里还是拜访了几位政府高官，并且给荣禄和刚毅写了信，并拜会了李鸿章——当时他在天津。他那时的助手叫周馥，在他后来担任山东巡抚和南京总督时我同他多次进行会谈。他拥有令人愉快的个性，是第个对基督教产生兴趣的清政府高官。 1899年冬，李鸿章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在赴任途中，他在吴淞作短暂停留，招我和法国驻上海总领事——在天津时我们曾相识——前往见面。在我的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个总督像他那样兴高采烈：就像个厌学的儿童回家过节样高兴。后来，我猜测他定知道了即将爆发的义和团事变的些信息，为自己能够逃得远远的而感到高兴。 2排外情绪的蔓延 随着倡导同外国人友好合作的改革观念的传播，反动派越来越倾向于采取传统的排外政策。1898年，德国政府在两名驻山东的传教士被杀后，侵占了胶澳港。德国政府的行为加强了这种政策取向。由于忽视对外国人的保护，中国政府遭到了如此严峻惩罚，而这只是强化了保守党的排外情绪。有几个亲王和朝廷高官筹集款项在不同省份组织了地方武装。在山东，出现了由无知的狂热分子创立的“长枪会”。他们宣称通过念咒作法，可以刀枪不入。长枪会和其它些类似团体的宗旨是杀尽切外国人。 3刚毅组建的团练武装 与义和团运动大有干系的最有影响力的官员是刚毅。我在山西以及1896年在北京工作时，就已经认识他了。此时，慈禧太后授权他筹款组建地方武装。这为他赢得了“敲诈者”的称号。1899年，他途径上海，派位我们两人共同的朋友——此人曾任山西布政使——来拜访我，约定时间让我去看他。在同刚毅会见时——那位布政使朋友也在座，他们很有见解地认定上年是我把康有为带走的。刚毅宣称，康有为急着使中国变法图强，那只是种伪装，掩盖了他攫取权力的野心，因而他不是个真正的改革者。我回答说，对他刚毅来说，现在是实施真正改革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听到这里，我那位布政使朋友从桌子下面踢了我下，因为他知道，没有哪个中国人能够说动像刚毅这样顽固的保守分子。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在纽约世界基督教大会上的呼吁

4在纽约世界基督教大会上的呼吁 明恩溥博士和直隶山东的其他些传教士明白无误地意识到了经过训练的义和团的危险性。他专门写文章，对当时局势的严峻性提出了警告，但北京的各国公使置若罔闻。1900年初，我离开中国去美国出席在纽约召开的全世界传教士大会。会上，我倡言了在中国开展与传教有关的文字工作的迫切需要和重大价值。我坚信，存在着威胁传教士和所有外国人的危险，因而随身带了明恩溥博士的报告，提交给大会的执行委员会。同时，我向该委员会指出，中国政府对改革对本土基督徒和外国传教士——因为他们也提倡改革——的敌视态度，会在场使传教事业归于终结的排外运动中达到极端，并且危及所有外国人的生命。我请求各个传教会的董事会采取致行动，以避免这种令人恐怖的危险的发生。然而，大会执委会作出的决议是，这种行动属于政治领域，而且目前存在的危险也只是政治上的，因此，依据传统，他们不能够“干涉政治”。 5对二十世纪俱乐部的呼吁 在波士顿，我得到了不同的待遇。我的个朋友邀请我向二十世纪俱乐部介绍中国的现状。5月5日，我应邀作了次报告。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看到在即将到来的动乱中，被毁掉不仅是基督教传教事业，还有中国的最高利益和世界的和平，他们决定让我立即把情况反映给华盛顿。为此，他们给我开了些介绍信。这些信将为我打开从国会到白宫的每扇大门。 6在华盛顿和纽约奔走呼告 第二天，我动身前往华盛顿。为了避免仅仅通过口头交流所产生的任何误解，我把自己的声明和请求打印了出来。在汕头传教的美国浸礼会的威廉姆·阿什莫尔博士在我向美国政府提交的报告书上署了名，但却没能与我起去华盛顿。我首先把报告呈交给国务卿约翰·海因先生。对我的观点，他深表赞同。然而，他告诉我，没有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议员的支持，政府是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的。于是我又去拜访了参议院的议长霍尔先生。他同样对我提出的问题很感兴趣。当我把约翰国务卿的话转告他时，他回答说，如果没有获得主要城市的支持，参议院也做不了什么，而纽约是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于是我便到纽约拜会了该市的商会会长莫里斯··耶索普先生，在他那儿待了个晚上。莫里斯先生的答复是，他担心华盛顿不会单凭某些人的意见采取行动，尽管那意见是强有力的。如果不发生杀戮事件，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为立即采取行动提供站得住的理由。 对我请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以防止义和团造成的灾难所抱的希望，这是最后的打击。这次我与美国政府交涉以后不出两个礼拜，我便收到了电报，告知义和团已经开始屠杀了。

第三部分：代表教会上书北京回到中国

7回到中国 于是我启程返回中国。在横滨登陆十分钟后，我就从报上了解到了山东的传教士九死生的详情。听到在直隶首发的动乱正在向其它省份蔓延的消息，我感到震惊。下步该怎么办？我已经黔驴技穷了，因为北京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信息联络已经中断了。这时上帝给了我个主意。从神户，我给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发了封电报，转请沙士比雷爵士电告中国各省的总督和巡抚们，英国政府确认督抚个人对英国臣民的安全负有责任。电报是匿名发的，为的是让它完全凭自己的价值得到对方的重视。当我抵达上海后，晨报登载了路透社的电讯，大意是沙士比雷爵士已经照会伦敦的中国驻英公使，声明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各省的总督和巡抚个人对各自辖区内的英国臣民的安全负有责任。 8给山西和陕西巡抚发的电报 为了浸礼会传教士们的安全，我立即把路透社的电讯稿通过电报发给了陕西省首府西安和山西省首府太原的传教士。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所有发给外国人的电信都必定先交给各省的督抚过目。对太原来说，电报来得太迟了：在臭名昭著的山西巡抚毓贤对新教和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大开杀戒过了几个小时之后，它才到达。听到这可怕的消息，我如遭雷击。谁想到这样的悲剧竟然发生在这样个我工作了多年并且同它的官员和士绅结成了友好合作关系的城市里！ 在陕西没有遭受生命损失。我的电报到得正是时候。陕西巡抚是端方，个满洲人，后来成了南京和四川总督，在革命初期被暗杀身亡。他派出卫队，护送传教士离开陕西，逃往汉口。 9周馥采取的措施 四川省采取的保护外国人的措施十分有趣。当时周馥是四川布政使。早些年在天津，当他还是李鸿章的助手时，我就认识他了。他对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非常感兴趣。当其它省份的外国人遭到屠杀的消息传到四川时，有很多官员劝巡抚——是个满洲人，叫奎俊——把外国人集中到成都重庆和遂宁三个城市，起杀掉。其中只有周馥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说：“杀死少数几个外国人，对你能有什么益处，当你使整个世界都反对你的时候？”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劝说巡抚对外国人采取保护措施。要求杀死传教士的命令道接道从北京传来，巡抚塞进了自己高高的靴子里，不让排外的官员看到它们。这样，赖于周馥的努力，在四川的外国人保住了性命。 10与庆亲王和李鸿章的会见 尽管我曾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发挥过领导作用——正是这场运动最终迫使清政府流亡陕西，我还是被庆亲王和李鸿章邀请，协助他们处理山西省被杀传教士的理赔问题。我们双方慎重考虑的结果是山西大学的建立——筹建的过程将在下章介绍。我与这位伟大的总督的最后次会见是在个星期日。会见时他身旁有四五名助手和秘书，其中位叫周馥，后来成为两江总督，继而改督两广。般情况下，李鸿章避免同我讨论宗教问题，但那天他没谈别的，并且，在我过后看来，他提的问题显然经过了刻意安排。显然，他的助手们对我关于基督教会的目的和手段的答案已经有所了解。 可以肯定，他是我所遇到的无数中国官员中最伟大的个。从体形看，他比绝大多数人都高；从智力看，他更迥出众人之上，能越过他们的脑袋看到遥远的地方。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创建山西大学的因由图

1创建山西大学的因由 1901年，应全权大臣庆亲王和李鸿章的邀请，协助处理山西教案的善后事宜——1900年，义和团屠杀了山西的传教士和数千名当地基督徒。中国人害怕联军进军山西，处死负有责任的官员和义和团首领——像在保定那样。因为在山西生活了很多年，在赈灾过程中又为当地官民所熟知，我被选中与全权大臣协商处理此事。我对他们所说的是，传教士协会不会拿传教士们的生命来卖钱，但是，由于罪行已经发生了——这是任何政府都不能放任不管的，我建议从赔款中拿出50万两返还山西，每年支付5万两，用来在太原建立所西式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的屠杀的主要原因。 我的建议提交给了全权代表。他们把教授的任命课程的设置以及校基金的管理等权力交付给我，为期十年。十年后，学校的管理权将移交给山西省政府。 2挫败建立另所竞争性大学的企图 这些建议批准后不久，朝廷下令整个帝国的每个省份建立所大学。1902年春天，我去了趟太原。同行的有已被我任命为总教习的文学硕士敦崇礼先生，以及协调人理学士尼斯托姆中文名字新常福。尼斯托姆先生是个非常聪明的瑞典年轻人，担任了学校的化学教授，并且直与学校保持着联系。到太原后，我们发现有人正在大张旗鼓地筹备所官立大学，与我负责筹建的大学很相似，并且被置于位排外的政府官员的控制之下，那人曾想尽千方百计反对建立实施西式教育的大学。他曾经去欧洲旅游，写了本游记，对他所看到的切好的事物极尽恶意诋毁之能事。考虑到在同个城市里建立两所竞争性的学校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我与巡抚岑春煊进行了交涉，把两者合并为所帝国大学。经过番深思熟虑，他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制定了章程，规定学校包括两部分：中文部由中国人负责管理，专门教授中国的传统学问；西学部由我负责管理十年，教授的都是西学科目。 3反对禁止教授基督教的规定 在筹建大学的谈判过程中，巡抚派位道台来我这里，明确指示他要得到我的承诺，在大学的章程中加上永远不在学校中教授基督教的条款。我是决不会同意这种建议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接受了这样的条款，就意味着承认传教士们所传授所信仰的东西对这所大学毫无价值，也就等于承认对传教士和本地基督徒的屠杀是正义的。但那位道台是个绝对聪明的谈判者，他软磨硬泡，在八个多小时里，自始至终坚持他的主张。由于身体已感到极度疲惫，情绪也变得烦躁不安，我担心会说出过后后悔的话来，就退场走进旁边的间房子里，向上帝祈祷，请求他的指示。两分钟之后，我又回来了，对自己所应坚持的路线十分清楚。我告诉道台，宗教自由问题，是清政府在同好几个国家签订的和约中同意了的。倘若巡抚现在被授予了特别权力，能够凌驾于条约之上，将它们废置不顾，那我们可以讨论这样条禁止基督教的规定。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权力，则没有必要就这个建议继续浪费时间了，因为我决不会同意这样的东西。这个条款很快被放到边，再也没有提起过。虽然在这所大学中，从未正式上过基督教神学课，敦崇礼先生却因能有机会在文化讲座中讲述基督教的好处而非常满意。而且，在每个星期六，学校里的职员都可以在学校的房子里举行次礼拜仪式，传教士们可以自由地在学生中间开展工作。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巡抚的友好态度图

4巡抚的友好态度 与此同时，巡抚岑春煊拨出城里最好的房舍，供学校暂且使用，直到合适的校舍建成。在把临时校舍交到我手里的那天，他得知控制中学部的那位官员，也就是带头反对建立西学的那位，正忙于给北京写信，散布谣言破坏巡抚的威信，指责他无论在什么事情上都对我让步，而忽略了中国人的权益。他立即命令那位官员交出属于中学部的所有财产，并立即离开太原。倘若多待天，则性命难保。巡抚如此大发雷霆，没有谁敢就此事提出不同意见。当天下午，巡抚邀请他部下的高级官员和士绅们为我饯行。宴会即将结束时，我站起来对巡抚表示感谢，并祝贺在场的官员们，为他们拥有位完成了两项山西历史上曾未有过的伟大创举的巡抚：现代大学的建立使中国得以有机会在教育上比肩于世界上的其它国家；铁路的兴修将给山西民众带来巨大的利益。说到这里时，巡抚打断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不！不！这两件事都应归功于你！倘若没有你在这里，这两件事是不会付诸实施的”。 新学校的章程签字后，被送到了北京，经帝国政府盖章批准。以政府官员为对象的报纸——京报用了整整期的版面加以刊登，并发送到全国的官员手中。 5山西大学的教学课程 1902年9月，我们与山西政府就修建合适的教学办公用房达成协议，并签订了合同。涉及到的建设项目包括：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招待所以及机械工程绘画化学和物理试验医学数学法律和文学等学科的教室。学校设立了为期三年的预科课程，向学生教授通过伦敦大学入学考试所必须的些课程；预科之后是另个为期三年的毕业课程，期间学生将学习以下专业科目：法律科学医药学机械工程学语言学以及文学。学生修完学业并通过毕业考试，将由政府授予学位；获得学位的学生将享受同中文部的毕业生——不论是秀才还是举人——同样的待遇，由省巡抚或学政简拔使用。每个学生根据各自费用不同，每月可以得到二到八两银子的助学金，但这笔费用由省财政出，而不是从西学部的基金里支付。我强调所有的教学都用汉语，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尽可能大的成效。 6在上海成立的翻译部 关于课本问题，我在上海成立了个翻译部，包括十名中国翻译人员和作者以及名日籍翻译人员，由名外国人即窦乐安牧师任总监，负责管理。它为山西大学准备的教材有： 从周朝开始的中国历史年表；罗素·华莱士所著的神奇的世纪，配有图表；梅耶的通史，附有大量地图和图表；文学博士吉本所著欧洲商业史，日本东京学校的系列标准教材，两册算术，两册代数；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物理学教学法等方面的书籍，都附有图表；二十世纪普通天文图集，附有彩色卷头插画以及二十二幅巨大而漂亮的钢版印刷的插图；配有二十四张漂亮的大型彩色地图的物理地理；从剑桥的名人辞典中选取的千个名人的传记；辛之所著世界的故事。 翻译部存在了六年。后来由于经费短缺而关闭，但它所做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 7袁世凯承诺资助课本的翻译 学校成立后，东下途中，我去保定府我访问了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我告诉他，在办学中遇到的个主要难题是缺少合适的中文课本。我打算从山西大学的基金里每年拿出10，000两用于为学生准备课本。他回答说，这主意不错，他愿意资助10，000两，并且动员北京的教育大臣常宝希资助同样的数目。他还保证，山东和河南的巡抚也会每人资助10，000两。这样，学生很快就会有课本用了。但这种高尚的承诺直没有变成现实。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朝廷诏令每个省建所大学

8朝廷诏令每个省建所大学我关于建立所实施现代教育的大学以彻底平息中西之间的纠纷的观点，得到了全权大臣的赞同。不出三个月，朝廷颁布诏令，要求在每个省会城市都建立所现代化的大学。有趣得很，为这些大学拨出的启动资金的平均数与我为山西大学要求的样多。这个计划使中国时间充满了希望。种学习西学的热潮迅速漫延了整个帝国，许多寺庙被改成了学校。然而，要求个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轻而易举地迅速改变她已经存在了数千年的教育体系，而代之以套舶来的外国制度，只不过是异想天开而已。尽管有数百名政府官员去日本作过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尽管有三万名学生被派往海外以短期课程的形式探讨统治和教育的艺术，但还没有位朝廷高官出国研究先进的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 9张之洞的教育计划，1902年 然而，要找到个人，既拥有把握新情况的足够的知识，也能有效地处理这样的问题，是不容易的。 中国政府能够想到的最优秀的人选是张之洞。他被指派用年的时间设计套完整的新式教育制度。他的方案体现在部鸿篇巨制的报告里，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奠定了个权威的基础。他设计的教育制度有两个错误。第，他没有把旧学校的学生作为新式学校的生源，这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帝国内最好的资源；第二，他竟然打算将现代教育制度建立在这样的学制基础上：学生要受到充分训练，至少要用去十六年时间。 我在北京最后次见他是在1909年，离他去世只有几个月。他为中国设计的教育制度完全是从日本照搬来的。我劝他通过提供适合各省通用的教材，为他的教育方案增添些光彩。他回答说，那太难了。我建议他，既然已有那么多留学生学成归国，那些在他们的专业上最优秀的学生应当被安排去编写教材，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实现全国教育工作的致而高效。 听到这里，他摇摇头说，尽管那些学生在外语方面可能很有长进，但他们的中文并不好，难以用恰到好处的中文来写书。于是，他要求我准备些教材，所有费用由他支付。告别时，看到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我请他不要出来送我，但他坚持陪我走过座又座院子。他最后对我说的话是：“我确实很希望能够早日看到教材，你多费心，钱我会给的。”我指了指自己灰白的头发，回答说：“这工作应由年轻人来做了。”说完，我们就分手了。 10总教习敦崇礼 山西大学西学部的第位总教习是敦崇礼牧师。他是文学硕士，来于格拉斯哥。山西大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非凡的工作热情永不疲倦的精力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字的广博知识，以及他的聪明睿智和处理事务的实际工作能力。作为个无畏的诚实的和能干的管理者，他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 1905年，格拉斯哥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1906年8月，他这在久病之后去世，年仅四十五岁。所有知道他的人都哀悼他的辞世，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清政府追授他品光禄大夫，赏红宝石顶戴。在合适的继任者出现之前，文学硕士法学士路易斯·r··毕万教授被任命为代理总教习。正是在他的任期内，即1906－07年间，学校招生人数达到了历年来最多的339人。也是在同年，山西大学的25名学生被送往英国学习铁路和矿业机械工程。其中有23人是由山西省政府资助的。这步是最富希望的个标志，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山西未来的福利取决于她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和运输手段的改进。 11重访太原，1907年 1907年秋，原来在温州传教的苏慧廉牧师被任命为山西大学西学部的总教习。当地位士绅，也是位翰林，对我们非常友好，对山西大学所做的工作也给予了真诚的赞许。在我1908年访问山西时，他是山西省咨议局的议长。天，他把所有院系的学生都召集到了省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学生们穿着不同校服，在乐队伴奏下列队走进广场。他和其他些官员把我带到博物馆的二楼上，从那儿可以居高临下地将各个院系览无余。学生们穿着五颜六色的制服，那场面十分壮观。议长发表了讲话，其中提到聚集到广场上的学生将近两千人，有军事专业的，有农学专业的，也有的来自不属于山西大学的师范学校——因为它们的骨干教师都曾在大学里接受过教育。并且不仅在太原，就是在山西的所有其它城市，赖于山西大学的带动作用，也都开办了类似的学校。同年，我还很高兴地看到，1902年我呼吁兴建的铁路竣工了，在太原和北京之间开通了定期列车。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辞去名义校长的职务

12辞去名义校长的职务 1910年11月，我收到了陕西省政府和省议会的邀请函，再邀请我从欧洲回来后在去上海之前来山西大学访问。到达太原后，省政府要员和议会议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为我举行了欢迎酒会。其间，他们高度评价了山西大学对整个山西省做出的巨大贡献。考虑到现代教育已在山西深深扎下了根，永远不会被人拔除了，我想向政府官员和学生们表明，我不打算将学校的控制权掌握到最后分钟——十年合同期到1911年春天结束。于是我决定立即将学校管理权移交给中国政府。11月13日，举行了交接仪式。中国政府承诺继承与教授们签的工作合同，并继续扩大学校规模。当时山西大学共有八名外籍教授，另有十四名中国教授和教师协助工作。 13巡抚岑春煊 在我管理山西大学期间的第位巡抚是岑春煊。岑是江苏人。1900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出北京流亡西安时，他曾陪侍左右。作为对他忠心耿耿的服务的奖赏，他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后来，他凭着自己的行政能力廉正的操守和勇气，而成为帝国中最著名的政治家之。据说，在把他提升到种种困难的职位上时，他的敌人从不表示反对，因为他们希望他因为失败而垮台。他曾成功地避免了联军对太原的讨伐。不久，四川省陷于混乱，场反叛势所难免。在他被升任四川总督后三个月内，全省彻底恢复了安定局面。 接着，他又被调往广州。当时广东和广西两省局势复杂，多年以来就处在叛乱的边缘。历任督抚都未能恢复秩序。即使岑春煊到任后，也无法轻易使局面改观。于是他上奏皇帝，说明如果北京在广西任命位只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巡抚，他不可能在安定秩序方面有所作为。在中央政府授予他全权后，两广秩序的秩序很快就得到了恢复。 他的手段与中国那些有作为的军事将领所采取的没有两样。不论在什么地方，旦发生轻微的暴乱，他都下令立即处死领头的人。没有哪个官员敢于延误执行他的命令，因为那样的话将遭到同样的命运。因而，我们可以把他看作中国当今最有能力的绥靖者。后来进京面圣时，他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勇气：他毫不犹豫地随时随地地揭发贪污的高级官员。在中国的所有高官大吏中，他是唯个敢于弹劾北京的最高权威——庆亲王——的人，迫使庆亲王在慈禧太后面前认罪服输。然而，当北京的高官们联合起来，搁置他的弹劾折子时，他拒绝继续为政府服务，度回到上海安享天伦之乐。 1913年，孙中山和黄兴发动叛乱，反对袁世凯总统。岑春煊在他人撺掇下，站在叛党边，反对共和政府。叛乱被平定后，他同叛乱分子起消失，从此默默无闻。 14其他几位山西巡抚 接替岑春煊担任山西巡抚的赵尔巽是汉军正蓝旗人。山西大学西学部的总教习敦崇礼先生发现，赵尔丰对有关大学的切都很感兴趣。后来，在他担任武昌总督时，我拜访了他，那正是他转赴四川任四川总督的前天晚上。谈话中间，我表示很遗憾中国当前没有真正的总督，也没有真正的巡抚，这使得中国处于极为危险的无政府状态。我表达看法的这种方式使他十分吃惊，要求我解释下是什么意思。于是，我指出，总督和巡抚的调任过于频繁，经常几个月就换人，不论个人的才能多么突出，都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弄清他所管辖的省里的情况，也没有时间采取改革措施，因而总的效果就是各个省里都没有管理者。 山西的另位巡抚是个满洲人，叫恩寿。他对山西大学的态度不错，曾授意山西布政使拨出1万两银子，为大学增购器材。我任山大名义校长期间的最后任巡抚是丁宝铨。他是历任巡抚中对山西大学最友好的。除了对山大的悉心关照外，他还费了很大的力气建设师范学校，为整个山西省培养师资。 如果把我与那些跟山西大学有关的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作个概括，那可以这么说：对我的管理工作，他们从来不加干涉。在每年5万两银子的办学专款到期之日，他们总是心甘情愿地予以支付。当我把办学合同交还给山西政府时，那种普遍的快乐和感激之情超乎我的预料。还有，为了表达对敦崇礼先生卓越的奉献的感激，他们在山西大学校园里边为他树立了座纪念碑，上面刻着颂扬他的诗句。

15革命对大学的影响 在1911年爆发的革命运动中，丁宝铨的继任者被刺杀，城区大部分遭到破坏。但革命派却没有触动学校的建筑。学校的财物总监，位姓高的基督徒，以前曾是我妻子的写作助手，在每不同教室的所有门上在学校的所有建筑物的门上，都贴上了外籍教授的名片。叛乱者不敢触动外国人的任何财产。在革命运动发生后很长段时间里，局势直非常混乱，经费也接济不上，教授和学生们零落四方。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慈禧太后颁布光绪帝的改革诏令

1慈禧太后颁布光绪帝的改革诏令 就如同败于日本的屈辱导致了1895－1898年的改革运动，1900年中国遭受的耻辱也唤起了改革派全新的激|情。上海的学生成立了自己的协会；北京和其它些城市成立了各种教育和文学社团。种新的动力被灌注到了上海的教育当中——在广州人和宁波人开办的西式学校里。不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对教育改革的期待和渴望。 在政府里，这种倾向也很明显。1901年8月，慈禧太后颁布上谕，命令改革考试制度，以现代学科包括政治经济学西方法学宪法等，作为策论的内容；那些古老技能的遗留——射箭举重等等，原来是获得武举的必要条件，从此永远被清除了。9月份，又颁发了另道上谕，命令全国的所有书院都教授西学的现代学校，并且在每个省的首府都要建所大学。此后不久，又颁布了第三道上谕，规定所有督抚都要以刘坤和张之洞为榜样，派遣有才能的年轻人到国外学习各种专门知识。这些诏令原来是由光绪帝在1898年首先颁布的。 光绪帝颁发的另道诏令是劝谕满族亲王们到国外旅行。这条诏令下达时在朝廷上曾引起巨大的恐慌，现在却被付诸实践。即使满洲贵族们，迫于形势，也不得不然。光绪帝的哥哥醇亲王皇帝和太后死后，为摄政王被派往德国，就1900年两名德国牧师被杀事件向德皇道歉。因为此前从没有哪个满族亲王被允许到远离京城四十里的地方旅行，或者在城外过夜，这可算得上是个大事件，尽管他的使命只是道歉。第二年，庆亲王的儿子载振被派往英格兰，出席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此后，相继有满族亲王被派往日本欧洲美国执行特殊使命，或参加在美国圣路易斯州举办的商品展览会。 1902年，慈禧太后颁布上谕，告诫中国人废弃妇女缠足的害人不浅的习俗。这使“反缠足会”大受鼓舞。

第四部分：晚年岁月访问中国北方

2访问中国北方 1周馥 1902年春夏之间，我在中国北方待了四个月，其中大部分是在太原度过的，因为要操持筹建山西大学事宜。在回上海途中，我去保定拜访了直隶总督袁世凯，为的是得到他的帮助，为教材的翻译筹集些资金。他手下的省布政使是周馥。义和团事变之后，他在处理直隶省的对外事务方面表现了卓越的技巧，作为奖赏，很快被提升为山东巡抚。他不仅是引进电报和铁路的先驱者，也是现代中国对基督教表现出深厚兴趣的第个高官。我去拜访的时候，他正打算赴山东担任新的职位。对传教士出版发行的书籍，他直不满意，因为它们没有针对官员的心理把观点表达清楚。他告诉我，他收集了所有能找到的基督教书籍和小册子，把它们装进了个箱子里。前不久，他手下个非常有才学的官员，父母同时去世了，守丧期间不能从事政务。周馥认为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研究下这整箱子的基督教书籍。于是，他把箱子送给了那位官员，请他在读完其中的内容后，就基督教写篇适合官员阅读的论文。 我再次在北京见到周馥时，那位官员已经把论文写完了。周巡抚请我把论文通读遍，看看是否适合发表。我发现，由于受了中国政府的煽动，作者加入了许多涉及当地基督徒的诉讼案件，这些案件当然不会增加教会的声誉。我对周馥指出，写本解释基督教基本原理的书，却引用许多涉及当地基督徒的案例来反对它，这就像在写本介绍儒教的书时，却引用儒生犯在衙门里的案件样荒唐。理所当然，这本书没能出版。 2拜会荣禄 这时，荣禄派人来传话，让我去跟他见个面。会见持续了个小时，期间就很多重要事情，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在能力方面，与我所遇到过的其它中国人相比，他更像李鸿章：头脑清晰，思维敏锐。会谈结束时，他问我是否愿意见见鹿传霖。我猜想，他以这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鹿传霖以最排外的内阁大员而闻名。我回答说，如果他真的愿意见我，我可以登门拜访。于是荣禄说：“明天五点，他将在他家里恭候你”。 3会见鹿传霖 鹿传霖是直隶人。在荣禄安排的那次同他的会见中，我问他，在他看来，中国的状况与六十年前相比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别问我这样的问题”，他回答：“比以前差多了，并且年比年变得更坏。”这?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