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他们找到自己的住处。我妻子开办了个男孤儿院，而内地会的女士们开办的孤儿院则专收女童。 16冬天的赈灾工作 随着冬天的来临，很多人又次面临了饥荒所造成的苦难。遵从天职的召唤，我离开新婚个月的妻子，与同事们在平阳府起工作了4个月。坎农·斯格特当时已是主教和坎贝尔先生也在那儿，他们是我在烟台时的老朋友。他们也在发放救济，开始是个独立的基金，后来加入进来，与我们合作从事伦敦市长赈灾基金发放。 在英国国内和中国沿海各商埠筹集的款项共有20万两，约6万英镑。其中的12万两由希尔特纳和我发放。其余的分为两部分：部分由天津位姓盛的道台现在被称为“盛空炮”负责，海关的布德先生协助；另部分经由直隶的新教传教士和华北的天主教传教士之手发放。 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手来买进和发放粮食，在那样的小地方缺乏有势力的银行家把我们的银子兑换成现金。因而我们决定给每个家庭直接发放银子，每户差不多2到3盎司，他们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兑换成现金，用这笔钱购买粮食，同他们的草种和谷糠掺和着吃。发放救济的过程并不容易。每个村都派人带着登记表到发放中心领取救济。发放之前几天，我们雇佣些铁匠，在所院子里，燃起炉火，把50两相当于英国的60盎司块的银锭烧红，敲打成薄薄的银片，再切割成长宽英寸厚四分之英寸的方块。 中国的通货问题看起来简直要毁掉坚实的数学的基础。在有的地方，82文被看作100文；另个地方则50文相当于100文；再换个地方可能是16文等于100文；而在北京，10文相当于100文。银子和现金之间的兑换也不合常规：有时，两白银可兑换1500文制钱，有时只能兑换1000文。更使人困惑不解的是，在不同地区，银子的重量也不样：在平阳府，1斤包含16两；而在外面的山村，则等于20两。 当我问到这种无比繁琐的计算法是怎么来的时，有人告诉我82文是如何代表100文的。有次，个聪明的政府官员认为他发现了个铸造货币的秘密，掌握了这个秘密可以大大地增加帝国的财富。他下令，每100文铜钱中的18枚要用铁来铸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铁钱变得锈迹斑斑，不堪使用。于是在交易中，人们就说“只给我那82文就行了，我可以把这82文看成100文。”从此以后，他们就把82文铜钱等同于100文。 在汾西县起工作了段时间后，坎农·斯格特先生和我分手了。他要回国接受主教职务的委任。剩下的赈灾工作由我个人完成。由于长期劳累，并且暴露在阳光下工作，我最终染上痢疾，病倒了，不得不被人们用担架抬到了平阳城。在平阳恢复健康后，我回到了太原，开始了定居的更具常规性的传教工作，我妻子在这些方面早已领先步。

第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中国人对赈灾工作的感谢

山东的赈灾工作结束后，倪维思博士工作过的地区的民众给他送了，在经过了多年的布道之后，并没有取得他希望看到的巨大成功，因此他重新研读了新约圣经，发现他已不再像我们的主所做的那样，强调在大地上建立上帝的天国，而是开始宣讲另外种教义，并且从那时起，他更加接近圣经的原文本意，而神学意味越来越少。他说，在新约圣经中，他发现了条福音，会使中国人和欧洲人都感到快乐——那是关于上帝天国的福音：在那天国里，有的是永恒的正义大地的和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善心。我们来到中国，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拯救；不是为了毁灭，而是为了充实灵魂；不是为了使人悲伤，而是为了给人们幸福。 听了这些，我从桌子边站起来，走进自己的卧室，拿出了个日记本，上面写着我的传教经验和对些问题的思索。我宣读了自己以前得出的结论，与希尔先生所说的非常相近。听了以后，他开心地哈哈大笑。

第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吕洞宾

那时候，只有两种基督教的宣传册子在传播：种攻击偶像崇拜，种攻击祖先崇拜。 它们把许多中国文化习俗贬低为罪恶，而不承认中国人所崇敬的大多数的事物是值得肯定的。结果是，这些小册子所到之处，都会爆发对传教士的暴乱。之所以发生暴乱，不是因为中国人邪恶，而是因为小册子的作者的无知——他们没有全面研究过中国人的观念，却在当地人毫无过错的地方，指责他们有罪。这就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成为对基督教怀有敌意的对手。这样，这种小册子恰恰破坏了它们的作者所要实现的工作目标。 在我来中国的第年期间，位传教士朋友得胜回朝般来到我面前，手里拿着他的位当地信徒家的祖先牌位。他告诉我，那人已经成了名基督徒，他将把这牌位烧掉。我对他说：“当他烧掉他家的祖先牌位时，我想你也应该同时烧掉你父母的照片吧？”。对他来说，这是种新的思想。那牌位最终没有被烧掉。 21失落的基督徒 在山西时，我听说大约1000年以前，那儿生活着位著名的将军，叫郭子仪，他曾率领中队在西北边疆打败了匈奴人和突厥人的进攻。他是位基督徒，他的家就在平阳府。那时，在山西的南部，有很大批基督徒。从那以后，那带兴起过多种基督教宗教团体，它们影响所及，向西南到达陕西的首府西安，向东到达河南的首府也曾是中华帝国的首都——洛阳。 据说，在某个时期，有不少于3000个外国传教士，分别来自于印度波斯坎布尔和叙利亚，这还不包括洛阳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教徒。听说中国有那么多的外国传教士，日本政府派出了由他们最有智慧也最忠诚的学者组成的外交使团乘坐四艘船来到中国的首都。这些学者中的两个领袖人物，为日本带回了种新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基督教——直到今天仍然是日本占统治地位宗教，此即大乗佛教。 22吕洞宾 大约在同个时期，公元755年，在中国出生了个叫吕洞宾的人。他原来是个儒生，曾在道教大教主的老家江西做过地方行政官。因为对道家思想产生了兴趣，也因为受了景教和其它教派所启示的精神真理的感召，他由道家的方术转向宗教的伦理和精神方面，写了部评论道教的书，直到今天仍然是道教的权威著作。这样，外国宗教在中国古老首都的引进导致了这个教派的影响迅速扩大到山西陕西河南和山东等地，它的信条直到今天还或多或少地为成千上万的人所信仰。关于吕洞宾的另种记载是这样说的：他是来于西方的个宗教教师，有副白人而不是黄种人的面孔。他有很多追随者。他们在生病时往往到庙里去，点上香，向位白面孔的神灵乞求治病的处方。支铅笔悬挂在神像前面的根横杆上，祷告以后，那支笔在块事先撒上谷子或沙子的占写板上移动，划出的文字就被视为药方。这种到庙里求神的活动，直到现在在中国北方的大多数省份里，还可以见到。获取处方的另外条途径是，烧香跪拜后，从盛在个筒子里的把竹签中抽出根，上面刻着个数码；庙里四面的墙上都悬挂着长8英寸宽2英寸的黄|色纸条，每张上面都有数字，下面就印着处方。与抽到的数码相对应的那张纸条上的处方由祷告者带回家，为病人治病。 当这种宗教派别大量出现时，政府的残酷迫害也就随之而来。政府有时候信奉佛教，迫害所有其它形式的宗教徒；有时候信奉道教和儒教。据传说，基督教度被禁止，它的信奉者被罚作理发师，穿着特制的服装。直到今天，戏子和理发师都不能参加政府举行的考试。许多理发师把吕洞宾看作他们的宗教的创立者，而清政府直到不久以前还禁止把神像的面孔做成白色的。 白莲教的故事在满清王朝的历史中很广泛地秘密流传。它同莲花图案——佛教文学艺术中最常见的题材以及同追求长生不老的术士们的丹药之间的联系，却并非人人皆知。格鲁特对这个题目进行了有趣的探讨，写了部关于龙华派的宗派主义的著作。我们因此可以发现发现，在中国北方的地区，人们充满了对宗教的热忱：这是块值得“投资”的土地，对任何宗教上的投入，它同样能产生巨大的效益。 1879年，赈灾工作彻底结束，我们开始考虑怎样才能更好地为中国人提供“生命的食量”。为此，我们必须准备些基督教文学作品，并且这些作品对统治中国的儒生，对在帝国各个地方拥有最好的寺庙的佛教徒，对缘于吕洞宾的教导而从迷信魔法和符咒半醒来的道教徒对伊斯兰教徒以及对那些仅仅在山西地就拥有数十万徒众的各种秘密宗教派别，都有吸引力。大卫·希尔能用中文写作，是传教士之中少见的睿智之士，开始写部书和本小册子。我感到有必要学习更多的中文词汇，开始坚持用中文写日记。我还试图同远在平阳府与特纳先生起工作的希尔用中文通信，不过，是我口述给我的中文助手，由他写成书面文字。 1879年初夏，希尔先生回到了太原。在太原，我们起工作，经常心有灵犀地想到同条道上去。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在半道上相遇，他来找我，而我正要去找他，打算跟他讨论些新的工作思路；而他也同时有了类似的想法，要来跟我商量。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亲密无间的幸福的美好而甜蜜的，这种友谊关系直持续到他去世。 23在108个县里传播福音散发传单 我们决定，在传播福音散发小册子和各种专门制作的传单时，要小心谨慎，避开那些在其它省份引起过马蚤乱的心怀不测之徒。考虑到工作人员之少，这可谓是项庞大的工程。标有全省各县的幅巨大的地图摆在我们面前，些志愿者被召集来参加宣传品的发放，能负责几个县就让他们负责几个县。大部分县被承包下去之后，剩下的由我负责。这项工作在年内结束。

第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位姓郗的牧师

24乡试上的有奖征文 1879年是三年度的乡试年。在山西，大约7000名学士秀才参加了晋升硕士学位举人的这项考试。我们选择了些合适的小册子，在考生之间发放。其中有本是由1877年在上海召开的第届全国传教士大会上任命的个委员会制作的；另本非常优秀的宣传册子是由上海的位土著基督徒撰写的，题目是良知之镜。与此同时，我们还设立了个以伦理道德为主题的优秀论文奖。 奖金是罗伯特·赫德爵士提供的，目的是鼓励中国学生研究有关人类文明和宗教的书籍。最后收到的论文有100多篇。 25位姓郗的牧师 在获奖的学生中间，有位姓郗的先生，原先是位金坛教徒追求长生不老的个宗教派别，与景教非常相似，家在平阳府，在那儿首次接受了希尔先生的影响。随着与希尔先生的交情的加深，郗先生被引导信奉了基督教。特纳先生为他举行了洗礼仪式。最后，他成了内地会属下的座当地教堂的牧师。内地会早就渴望在平阳府开展传教工作，因为大部分的赈灾款发放给了平阳的灾民。 26访问北京，与李鸿章见面 1880年，中俄之间发生了冲突，中国国内对俄国的敌意迅速蔓延。巡抚曾国荃被派往沿海，将组织支军队迎击俄军。但他的很多士兵在半路上逃走了。意识到企图与任何外国开战的那些中国人的愚蠢，我写了本主张和平的小册子，题目是和议论。1880年8月，我离开山西去北京，打算就这个问题向高层官员上书，并且给北京的每个衙门都寄上了份小册子。它引起了反战派的如此强烈的敌意，以至于上面发布命令，称任何倡言和议的人都被视为叛徒，将会受到严厉惩罚。 1880年9月，我路过天津。听说我住在城里，李鸿章派人向英国驻天津领事佛雷斯特先生传话，说希望能同伦敦传教会的朱乃森·里斯先生——他曾在李鸿章管辖的直隶省赈灾——和我见上面。我首先向总督表示感谢，感谢他派人将赈灾的银子送往山西，使我免于为它的安全担惊受怕；他也对我们两个表示了谢意，因为通过我们的工作，他的子民得以免于饥荒之苦。接下来他和里斯先生就基督教传道会的些问题展开了讨论。总督的席话过后引起了我的深思。他说：“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散而去”。他同时指出，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个基督徒。这使我比以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去对中国的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于是我回到山西，决定针对官员和学者们开展旨在传播宗教的学术讲座。 27斯格菲尔德博士和其它内地会传教工作者的到来 1880年11月，哈罗尔德·斯格菲尔德博士到达中国，并来到山西参加内地会的工作。他是来到过中国的最杰出的医生传教士之，是个令人愉快的合作者，总是妙趣横生富于煽动性，也极具鉴赏力。他来后不久，兰德尔先生也到了山西，他是爱丁堡的位律师。接着，骓克先生经由平阳来到太原；皮格特先生也参加了内地会在太原府的传教工作。在传播福音和发放小册子的工作中，他们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山东时，我跟每个教派都保持着愉快的关系，不论是英国的还是美国的，而且，就自己而言，认识在山东工作的每位传教士。与他们见面，起交换意见，是件使人非常高兴的事情。英国浸礼会和美国长老会之间在地域上的划分很好地解决了使我们双方都感到害怕的纠纷。 在山西，我从邀请内地会的工作人员参加我们在那儿的工作。不久，1883年，美国的奥伯林会向山西派出了他们的传教团。我建议在山西省的首府太原成立个新教联合教堂，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每个教派都有各自的祈祷和布道的地方。我还建议，大家不要都跑到个县里去传教，而是在我们之间划分工作地区，像山东那样，以避免叠床架屋。这个意见得到了在山西的所有三个教派的赞同，在个时期内，我们在起工作得非常和谐。

第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令人遗憾的门派分割

我们同内地会各传教士的关系度非常友好。我妻子理查德夫人经常同科瑞克梅女士霍尼女士还有兰克斯特女士起走访中国妇女。有个礼拜的时间，在斯格菲尔德先生还不会讲汉语时，我在他的诊疗所给他当翻译。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在我家举行个祈祷聚会——后来完全成了种社交聚会；每个礼拜六，也是在我们的房子里，举行次英语的礼拜仪式，所有的朋友都留下来喝茶；而在礼拜六的晚上，则用中文举行礼拜仪式，完了是合唱赞美诗。礼拜四晚上，我妻子举办个音乐培训班，教我们那些希望学习读谱的朋友们首调唱法。兰德尔夫妇很有音乐素养，使我们的小团体获益良多。兰德尔夫人是个虔诚的工作者，尽管去世得早，离开时却怀着成功者的欢欣。 但内地会的戴德生先生，却打破了我们之间的和谐。1881年，他命令手下的传教士到另外的地方祈祷，理由是我的做法不合正统。斯格菲尔德和兰德尔先生对此感到非常震惊，立即带着戴德生先生的信来拜访我。他们肯定地告诉我，经常从我的谈话中受到启发；但是，使他们无可奈何的是，内地会在太原府有独立的教堂，也开办了独立的学校，这大大违背了他们大多数人的意愿。 11月，我决定来回花上个月的时间，前往烟台，以个人地身份去拜访戴德生先生，希望能够比较圆满地把问题解决了。最终，我提出可以离开工作了多年的太原府——正是在这里，通过参加赈灾，我确立了浸礼会的优势地位——前往河南省首府——在那里，他的内地会被驱逐出去了。条件是，他不再派任何个内地会的成员前往该地，而应把这块地盘留给浸礼会。然而，他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建议。 面对这种不容商量的态度，我带着颗忧伤的心回到了山西。我感到，不管怎么说，在同个城市里，开办不止所学校，相互对立，相互竞争，对我们而言，是件不光彩的事。内地会的人告诉我，他们打算把他们的学校永久地办下去，于是我建议他们把理查德夫人的那些男孩接受下来，这样，我们可以抽出空来，全身心地去做其它善事。大家认为这是节约财力的最好办法。然而，理查德夫人教了这六十个学生三年了，非常喜欢他们。最早来的那十个孩子，在1880年1月已成为基督教徒。把他们转交出去，理查德夫人的心里颇不是滋味。 从自我辩护的角度，我可能有很多话说，但是，于今而言，切已为往事。就我当时的态度，我没有后悔可言，尽管直到今天我还能感到它的影响。让我感到欣慰的事，太原府再也没有了分裂，浸礼会现在已拥有了整个城市。 29基督教徒小传 1880至1881年间，我偶然间意识到，中国人可能对那些卓越的基督徒的经历非常感兴趣，这时候，必须向他们讲明，那些伟大灵魂多少个世纪以来在所有国家所做的切，究竟目的何在。于是，我设法搞到些有关教会历史以及关于圣徒们的生活事迹——不论是宗教改革以前还是以后的——的最好的书籍，把我认为适合翻译成中文的章节标出来。当把城里的学校移交到内地会手里后，我妻子觉得最好把她的时间用在翻译这些杰出的基督徒的生活传记上来。在我去山东和北京期间，她直在继续自己的翻译工作，直到最后积累成中国人所称的十卷。这些东西于90年代在上海出版。 令人欣慰的是，那位帮助她翻译材料的优秀的中国作者成了基督徒。在山西的基督教会里，没有什么比我们值得信赖的朋友高大凌音译更耀眼更能增光添彩了。 30帮助山西人民的特殊措施 在饥荒期间，狼变得非常大胆放肆，经常从村里把小孩叼走吃掉。想到有位萨克逊国王曾经使英格兰免于狼患，我便效法他，对捕获的每只狼，不论是活的还是死的，都给予笔奖金。不过，送到我这里来的不是很多。 就像我前面已经提到的，在中国北部，覆盖着层厚度从几百英尺到数千英尺不等的黄土。大雨在黄土高原上冲刷出了又宽又深的涧谷。年深月久，这些涧谷就发展成无法穿越的巨壑鸿沟。在思考交通运输的最好方式时，鉴于到处都是巨壑深沟，认识到修建铁路面临的巨大困难，我想到飞行机器，如果能够发明出来的话，应该是最好的交通工具，那将是对这个国家的巨大的福利。因之，我花了些时间研究鸟和昆虫的飞行，记下了它们的体重和翅翼之大小的比例，并且，根据某些昆虫飞行时发出的声音，我计算了它们的翅膀每分钟煽动的次数。我从来没有怀疑人们发明种飞行器的可能性。尤其是，中国人比其它民族对风筝的飞行更感兴趣，我想他们中的某个天才发明种飞行器是可能的。这是我第次对飞机发生了兴趣，这种兴趣直到现在还没有减弱；但新科学的发展进程已超越了我所能梦想的范围。 天，当地所儒学的校长跑来找我，并对我说：“在我们古代的典籍里提到过种方法，可以阻止身体组织的损坏，使生命活动暂时停止，那是种类似于生物冬眠的状态。不知道你们西方人是否了解些这种技术的过程？如果了解的话，能不能把它的秘密教给正遭受饥饿的民众，把他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我回答说，我以前只是从书上读到过个关于抑制心脏活动的试验，在赫胥黎的生理学基础教程中，但因为我在这方面知识贫乏，不能够冒险去做这样的试验。 在这场严重的旱灾和饥荒过去了两年之后，全山西境内下了场大雨。在山西北部与太原相邻的归化城，我问农夫们年成怎样，他们的回答是：“糟透了。因为收成太好。每家每户都获得了丰收，但是没有市场。把粮食运到需要的地区去花费太大，因为劳动力很少，工钱很高。因此农民们没有其它选择，只能听任庄稼烂在地里”。这种令人痛惜的状况是我用来呼吁当权者修建铁路的强有力证据：为了以廉价的运输费用，在丰收时把谷物运出去，在需要时运进来。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政府官员对外国人的态度图

1政府官员对外国人的态度 在汉朝——相当于基督教时代的初期，以及在从7世纪持续到10世纪的唐朝，中国政府欢迎外国人来中国经商旅游或定居，不论他们是印度人犹太人波斯人基督徒，还是伊斯兰教徒。但满清王朝建立不久，政策发生了彻底变化。 下面这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它发生在山东的青州府附近，时间是1875年。天拂晓，我骑马去个村子。街道上空荡荡的，只碰到个人。那人边走边把褂子披在身上，算是装束完毕。当我走过他身边时，他以尖锐的目光打量着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 “从青州府”，我回答。 “但是”，他说，“你不是中国人。你是外国人”。 “是的”。我回答，“我来自英国”。 “英国!”他喊道：“就是那个反叛我们的国家！”他指的是1837年中英之间的第次战争 “她永远不会反叛，”我说，“因为她永远不会属于中国”。 “她就是属于中国！”他反驳说，“在她成为中国的进贡国之前就属于中国了”当年马戛尔尼爵士及其他使节带给中国的礼物被中国的史学家们记作向中国的进贡。“当年英国的叛乱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 他在说这些话时义愤填膺，而这准确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外国人的态度。 当睿智的耶稣会神父们，如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到达中国时，受到了明朝的万历帝和清朝康熙帝最热诚的接待。但后来的多明我会士向教廷投诉了耶稣会士采取的传教策略，双方发生了争执。教皇特使多罗来中国后，站在多明我会士边，宣布耶稣会士关于上帝的些说法是不正确的。据说康熙帝让陪同特使觐见的位多明我神父读读挂在接见大厅墙上的些中文字，那位神父不认得，皇帝便告诉特使说，他最好把所有那些无知的神父带出中国。康熙皇帝宣称，与那些神父们相比，他更理解自己的语言。他希望耶稣会士们继续留在北京，至于教皇，应该管好自己的臣民，而中国的民众由他本人来管理。 后来，英国征服印度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这个事件，加上教皇直将自己看作整个世界的唯统治者——他已经把东方赏给了葡萄牙，把美洲赏给了西班牙，使得满清政府很担心西方的政治入侵。反过来，他们同样想当然地认为，“天子”是全世界的唯主宰。当东印度公司到达广州时，清廷向律劳卑爵士颁发了道敕令，命令他恭恭敬敬接受管理。两种同样的心态发生了冲突，正是这种冲突而不是其他任何因素，导致了英国与中国之间的第次战争。 再后来，发生了太平天国叛乱，这使些中国人对宗教宣传产生了恐惧，认为那是危险的政治运动。因而，尽管已经签署了关于宗教宽容的条约，中国政府还是训谕他的官员，不论高级还是低级的，要尽最大努力防止传教士到内地定居，以防他们暗中收买人心。在江苏，有个人到处打听租房子，官府的人在他身上搜出封外国人写的信，他就被处死了。租房给“鬼子”的房东将被逮捕并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政策可以说明这样个事实：后来在中国开设的每个传教基地都伴随着暴乱，而其发起者是官员和士绅。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为更好地传教做准备图

2为更好地传教做准备 山西省的灾荒结束后，我开始思考导致灾荒以及民众如此贫困的原因。我感到我必须研究导致人类之苦难的根源，不仅仅研究中国，而且研究全世界的情况。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我认识到，对中国文明而言，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在于它热衷于在自然中探讨上帝的工作方式，并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这就是在遵守上帝给与亚当的指令，去支配世间万事万物。在利用科学规律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做出了许多奇迹样的发明创造。我相信，如果通过向官员和学者们作些演讲，使他们对科学的奇迹产生兴趣，我就能够给他们指出条路，条利用蕴含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为他们的同胞谋福利的路。通过这种方式，我就能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去避免饥荒再度发生，去把民众从赤贫之境解救出来。除了省里的官员和省学里的学生们，我的宣传对象还有几百名候补官——不久后就会被任命到帝国中的其他地方，通过他们，会给其他省份带去良好的影响。 但在同他们进行有成效的交谈对他们进行令人满意的演讲之前，我必须先用新出版的书籍最先进的仪器把自己武装起来。我减缩了所有个人性的花费，住在所中国人的房子里，穿着中国式的服装，吃中国饭菜，以便把每个便士都用在购买书籍和仪器上。至于住处，因为同时做教堂和学校，我买了个三进院落的大宅第，共有十间房屋。房子装修得很好，配有非常漂亮的山西壁橱，装饰着关于日常生活情景的描金画像。最好的房子里铺着砖，其余的都是泥土地面。因为大家都知道不是所吉宅，那所房子已经空闲了好长时间，所以租金很低，每个月只要十二两银子。房主认为外国“鬼子”不会害怕另外的鬼，所以后来又把房租减了，条件是我保证长期住在那儿；于是我只用每年大约九英镑的租金，就把它租了下来。每个房间里都有个大炕，是用砖砌成的，靠近用纸糊的窗子；窗子长十英尺，宽十五英尺。炕高约两英尺半，宽有六英尺，炕里边是散热的管道。火生在炕的边个约英尺深的小洞里——洞的上面与地面持平，每天要加两次煤。这使炕上和房间里能保持个非常舒服的温度，不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里。炕上铺着草席，感觉像铺着地毯，使得睡在上面感到不再那么硬。妇女们坐在炕上靠窗子的地方做女红，缝制时髦的衣服。 从1880至1884年，我花了将近千英镑用于购买书籍和仪器，其中包括从位叫约书亚·来维斯的亲戚那儿继承的笔遗产。我所购买的最重要的书籍的目录想必会使读者们感兴趣，它们是： 权威的神学著作，涉及罗马天主教和清教各派——德国的英国的高教会派低教会派广教会派不信国教派等等，以免自己成为个偏颇的基督徒；比较宗教学研究类书籍；马克斯·缪勒的全套东方圣书；全套的佛教三藏不是从梵文直接翻译的，确切地说中文本也刚刚译过来，这些花去了32英镑；天文学电学化学地理学自然史工程学机械学类；医药学及各类产业学；各民族的历史；亚洲文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那时，每册都用锡盒装着，价值30先令；钱伯斯百科全书等等。 至于我订购的教学和科研仪器，主要有下面这些： 望远镜显微镜分光镜手动发电机各种化学电池化学电流表盖斯勒管电压表电流表袖珍六分仪小型无液晴雨表。我还买了架以氧化氢酒精乙炔为燃料的幻灯机附带套最新的天文学幻灯片关于澳大利亚非洲美洲自然历史的幻灯片，以及关于茶咖啡可可橡皮和甘蔗的植物学知识的片子，还有些关于各门科学的片子。我还订购了套照相器材，后来把它交给了我的中文教师，让他帮助我摄像，不久他就成了全省最好的摄影师。我还购买了部缝纫机。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向政府官员们做演讲图

3向政府官员们做演讲 有了这些书籍和仪器，我可以就以下题目给官员和学者们做演讲了： 1哥白尼发现的天文奇迹； 2化学的奇迹； 3机械的奇迹，如车床和其他各种工具，以及由此生产的缝纫机和自行车等； 4蒸汽的奇迹。蒸汽给采用它的国家带来了难以计量的好处，例如它在火车轮船和工厂等方面的应用； 5电的奇迹，如同人们从用于照明和动力传输的发电机那儿所看到的； 6光的奇迹，如幻灯机和照相机； 7医药学和外科学的奇迹。 1881年，出现了颗彗星。我为此专门作了次演讲，向听众演示它的轨道的变化是固定的，像月亮的轨道的变化样，因而它的出现并不是什么凶兆。在三年的时间里，我每个月都要应官员和学者们的要求作次演讲。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对我的满意程度：又次，在满人和汉人之间就所刚建成的戏院的归属问题发生了争执，知府强烈要求巡抚把戏院交给我，用作演讲。 在进行这些宣传科学的演讲时，我得到了内地会的埃里斯通先生的大力帮助。埃里斯通先生后来成为烟台教会学校的第位校长，他是到太原府来度假的，同我共处了段时间。地方官员们认为，现代科学的魔术超过了所有其它的魔术。比如说，我有块磁铁和个重60磅的铁砧。当人们在书房的头称量铁砧的重量时，我则坐在书房另头的张桌子边，拿着个类似钟表盘的配电板。我先让听众仔细检查下磁铁，以确认上面既没有钩子也没有粘贴物，于是我在房子的这边动了下配电板上的铜按钮，在房子的那边，磁铁竖起来，“铛”地声敲在铁砧上，与铁紧紧粘在起。 “喂！注意了！”听到磁铁与铁砧的撞击声，我喊道：“现在，把磁铁举起来！”但当人们费力地将磁铁举起来时，在周围因为吃惊而睁大了的无数眼睛注视下，铁砧也同时被举起来了，紧紧地粘在磁铁下面。“现在，我将停止按这个铜按钮，铁砧会从磁铁上掉下来，小心你们的脚！”我松手，铁砧“砰！”地声掉在地上。 还有次，我作个关于氧气的演讲，说明它的助燃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在氧气里边，铁丝会像根稻草样烧起来。这景象激起了人们极大的好奇心，也使他们感到惊异。但另外个关于氢气的试验开始却不怎么成功，并且引起了很大的恐慌。我预先告诉他们，氢会像油样燃烧。当着他们的面，我分解出了些氢气。但当我把火柴触到玻璃管上时?br/>